一、前言
傳統中國舊社會一向是講究男尊女卑，女性在舊社會中在家庭位階婚姻關係以及就學工作各個層面一向是處於弱勢的角色，台灣雖是中華帝國的邊陲小島，一如中國舊慣，社會各階層的婦女還是頗受壓抑，就算是進入標榜文明開化的日領時期，婦女的弱勢地位雖在就學等方面有所改善，不過女權的提昇程度有限，而婦女在家族史上也一向是被邊緣化的角色。本文擬以劇情片[桂花巷]以及紀錄片[跳舞時代]中的主要女主角遭遇，對該時代的婦女所遭逢難題做一研究解讀。
二、從桂花巷惕紅的三寸金蓮風氣說起
1、斷掌惕紅憑藉小腳嫁入豪門
陳坤厚指導的[桂花巷]係改拍自名作家蕭麗紅的小說，以日治時期台灣林石港世家辛家老太太惕紅一生遭遇為例。該片雖是劇情片，從片中也可出大時代變遷的痕跡。該片劇情描述出身寒門的剔紅，命運似乎出生就注定了，因為她有斷掌紋。剔紅十二歲父母雙亡，十六歲時相依為命的弟弟也葬身魚腹。 那她決心改變自己的命運，發誓要脫離貧窮、無依的日子，因而捨棄對村中年輕漁夫秦江海的愛意。憑著一雙出了名的繡花巧手以及一對硬綁出來的三寸金蓮在地方搏得好名聲，也驚動富豪之家，透過媒勺之言向其提親。然而惡運似乎還不放過惕紅以為就此好命的她，似乎難逃斷掌魔咒二十三歲守寡，那年兒子才五歲。三十歲那年，她終於擊敗所有蠻橫的親長，成為一家之主。不過堅信斷掌也會剋子的她，狠心將小孩送往日本唸書。中年孤寂的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對方竟是貼身男僕，只因為他有一張和秦江海近似的臉孔。原本可能會面臨難堪局面的她，卻因為兒子體貼，藉回台省親順便邀母親赴日遊覽解決一場惕紅會很難堪的難題，惕紅在日本生下一女送人。直到她死，她才知道這一生的孤單的命運似乎出生就注定了，一如她的斷掌紋。
全片充滿宿命觀的[桂花巷]，雖係改編，因此可能反映日據時期台灣的部分社會狀況。根據片中所言，惕紅以三寸金蓮在鄉里間搏得好名聲，這種因為三寸金蓮可以成為嫁入豪門的原因，可能讓現代人感到不解，不過三寸金蓮在宋以後的各朝代的漢族上流仕女間可說是最顯著的標誌。
2、三寸金蓮自古漢族上流階層最愛
對於三寸金蓮的喜好，中國自古有之，男人喜歡三寸金蓮有各種不同解讀，諸如儀態百媚，中國是父權社會，女子的社會地位低微，加上社會上對女子審美的觀點，認為行動緩慢優雅、態度從容不迫，才是女子應有的美姿。因此，為求女子的美姿美儀，裹小腳的風氣，在中國蔓延開來。也有說法是纏足可以增加男人在行房時的快感。強調三寸金蓮在性行為的催情作用。水滸傳中西門慶調情潘金蓮，即是在王婆婆茶坊中假裝撿筷子趁機偷摸潘金蓮之足。不過也有論者指出，三寸金蓮的喜好，根本就是男人的控制慾之顯現，將女子物化的作為。在封建社會中，女性是男性附屬品，沒有人身自由，魏朝曹大家所撰《女誡》把[卑弱]列為第一，似乎就是反射舊社會男尊女卑的心理。纏足這種殘傷行為，實際上是男性對女性佔有的體現，小腳好像成為男性對女性所有權的標的物[1]。
近人所做《纏足史》指出，纏足的起源年代眾說紛紜，甚至還有起源至夏商周的說法[2]。根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關於[纏足]一詞的解釋說是相傳起於南唐李後主。南唐李後主的後宮裡有個美麗又擅長舞蹈的嬪妃，特別喜歡用絲帛的長布裹著雙腳，套上素色的襪子，站在六尺高的金色蓮花台座上跳舞，她的舞姿美妙，深得李後主的歡心；長布纏足舞蹈而深受喜愛的情形，被認為是中國婦女纏足習俗的濫觴。
不過文獻上記在小腳的興起，兩本書可以參證，一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謂：「婦人纏足，起 於近世， 前世書傳皆無所自。」明確提出女子纏足起自宋代。元朝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說紮腳自五代以來為之。《纏足史》上說兩宋時期，纏足者只限於上流社會，而妓女的纏足是向良家婦女學來。《宋史.五行志》對於宋理宗時期皇宮中女子的纏足舊有所記載[3]。纏足原流行於漢族，元人入主中原後也不反對漢族婦女纏足，進入明代，纏足風更是大盛，明初朱元璋即位後將昔日與其對抗的張士誠舊部編為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纏足似乎也成為一種會地位象徵。明代文人在描寫女性的作品時，往往在足下的三寸金蓮上作文章，更助長纏足之風，使得纏足成為當時的時尚，未纏足的婦女往往被譏為大腳婆，而受到卑視。 而這股崇拜小腳風也出現在皇家，纏足既然是當時社會的貴賤標誌，皇后當然是應該纏足。滿清入關後，清政府對漢族這種風氣初始持反對態度，例如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下詔：凡是時所生女子，嚴禁纏足。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再次規定，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平民則交刑部處置。情節嚴重者枷責四十大板，流徙十年。此令一出，民間挾怨檢舉很多，造成官府不勝其擾，康熙七年只好宣佈開禁[4]。
3、太平天國與日本人開啟解放中國與台灣金蓮族之風
清末，列強不斷侵略中國，使得中國門戶洞開，西風東漸。不過對纏足打擊最力的是太平天國，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起義軍每到一地，就發出告示，告誡天下婦女，解除約束，投身起義。之後中西交流密切，民氣日開，中國纏足之風才逐漸消失。
纏足之風是由北至南，日據之前屬於中國邊陲社會的台灣社會，纏足風在上流社會也很盛行[5]，更是上流仕女的標示，似乎也是嫁入名門望族的必備條件。[桂花巷]中，這也是出身寒門的惕紅能夠麻雀變鳳凰的原因之一。纏足是以人力來改變腳的成長，使它符合「小」而「巧」的標準，對女子造成嚴重的生理傷害和心理影響。纏足是在三歲到六歲的孩童階段開始，通常是由母親或其他婦女，用一條寬十公分、長二到三公尺的布，緊緊地把腳裹起來，再穿上小鞋來固定，女子們穿的繡花鞋就稱為三寸金蓮。影片中惕紅母親為女兒著想，狠下心幫女兒纏腳，可說是這種心理寫照。
出身新埔名門潘家的客家女詩人杜潘方格在台北女權會所做的口述歷史中敘述，其母親養父家也是新埔詹姓人家，其外曾祖父是秀才，外曾祖母纏足又很會讀書[6]。新埔是新竹一帶著名的客家村，尋常客家婦女從事農事很多是天足，不過此間上流仕紳家庭的仕女還是保有纏足習慣。惕紅所生年代是在清末，也可能是日據初期。西元一八九五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了台灣的統治權，將纏足和辮髮、吸食鴉片等，視為台灣的三大陋習[7]，不過在本島上流社會間還是流行纏足觀念。出身高雄翁家的陳翁仕霞女士出生於1905年，之後曾就讀台北三高女的她回憶五歲時，母親每天都要用布條纏她腳，因為千金小姐都要纏足否則沒人要娶，娶太太不看臉無所謂，看腳反而最重要，好在其信仰基督教的父親挺身而出維護其天然足[8]。
1905出生，五歲已經是1910年是屬明治末期，快進入大正時期的台灣島的上流婦女還是迷信纏足。日本總督府當初要推動天然足運動，也思考甚多，擔心遽然下令放足、斷髮和禁食鴉片，會引起台灣人的反感，對初臨治台的日本政權有所傷害，乃採循序漸「禁」的政策[9]，透過學校教育和報章雜誌的宣傳，以及鼓吹士紳出面鼓勵台灣人自由放足和斷髮[10]。一八九九年末，台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糾合紳商同志四十人籌組[台北天然足會]從此揭開組織化放足運動的序幕，[台北天然足會]在大稻埕普願社舉行成立大會時，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皆親自出席。
在總督府推波助瀾下，上流仕紳李春生等熱情加入台北天然足會的發起。台南名士連雅堂撰[台南天然足序指出:[纏足之害論者多矣，而其大端不出於張香濤(張之洞) ，粱卓如(梁啟超)之二序，一則謂其害人功，一則謂其拂天性] 。鳴呼，斯二者其患更甚於洪水猛獸，而不一拯救之，是舉巾幗之婦皆為無告之罪人，正人君子豈能默默而息哉，此不佞所以有提倡天然足會之舉。][11]，日本人大力鼓吹天然足運動，不過其間還發生多次抗拒的活動，改變纏足習性之不易，足見纏足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影響，而這項不人道的習俗在日人的整飭下才成為歷史陳跡。
三、從跳舞時代談日據時期女子面臨之戀愛以及婚姻窘境
不同於[桂花巷]的劇情片表現，簡偉斯導演的[跳舞時代]則以幾位人物口述，試圖重現日治時期台灣流行歌謠面貌之紀錄片。片中有相當程度著墨在當時古倫比亞當紅歌手純純、愛愛等愛情故事。片中歌詞有[維新時代，自由戀愛] ，看似歌頌那是個開放（女性解放）的跳舞時代。
1、維新時代，自由戀愛在日據時期還只是期待
「跳舞時代」歌詞，被創作者賦予「展現了當時台灣新女性，所追求的理想生活」這樣的正面意義。導演選擇了這張專輯中的一首歌「跳舞時代」作為片名，除了帶出片中主要人物的愛情故事外，更有用其中進步的「女性解放」意識，來代表那個時代的意味。不過勇敢求愛純純等愛情之路似乎不如片中歌頌般的順遂。片中離開古倫比亞後的純純開了一家咖啡館，並交往一位大學生，然而卻因對方家長反對，該名學生甚至被帶回南部因而中斷求學之路。純純所處的年代已是昭和時代，台灣的社會對男女交往嫁娶還是充滿諸如的限制與門戶之見。[桂花巷]中，惕紅與秦江海互相愛慕，甚至連直接講話都沒有，關於該時代男女相處情形，似乎還很保守，就算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也一樣。
日本總督府始政後，拉攏台籍上流仕紳，安排大稻成名紳李春生赴東京參觀，他返台後著[東遊六十日隨筆]寫道彼時所見之日本內地男女社交情形寫道:[日東之俗，與歐西無異，雖女子與男人相聚一所，執役為活，觀其操持職守莫不貞誠恬靜，雖無時不同室授受，而其往來交接，不論男或女，端肅誠正，悉皆守身自持，幾莫知有曖昧之當避也。][12]
2、惕紅寒門嫁入豪門是異數
中國自古即有門第之見，以魏晉九品中正為例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氏族貴族寒門不通婚向為常例，少數可以打破這個通則，常見科舉一朝金榜提名來日乘龍快婿或是戰亂造成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去尋常百姓家現象，這句話放諸四海皆準甚至時至今日還有這種現象。
所謂[龍交龍，鳳交鳳]也可比擬為婚姻圈一般現象，台地拓墾之初，因為清朝限制自中國大陸原鄉攜眷來台，很多以新墾區移民以平埔族或原住民女子為妻，因而民間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現象，後來解禁，然而以[渡台悲歌]等書中所言對於經濟困頓中下階層娶妻何其難，很多人最終以羅漢腳過渡一生[13]。女少男多，婚姻成為個人以及家族經濟能力的評量指標[14]。近人林玉茹在《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一書中以清領時期竹塹城鄭恆利、李陵茂的幾大世家以及郊商研究指出，竹塹地區在草莽變成文治社會發展過程中也逐漸重視[門當戶對] ，清中葉以降，上層紳商家族的相互聯姻已是一種常態[15]。進入日治時期這種特定圈圈所構成的婚姻網絡也是持續存在。
[桂花巷]中的惕紅，以寒門之女可以嫁入豪門，可能因為其夫婿辛惠池以前去算命指其年壽不長，且其父母雙亡由外婆撫養，讓其對擇偶有比其他世家子弟更有彈性，否則單憑其三寸金蓮就可以取得豪門的入場券也很難。南方朔在為近人陳柔縉所著《台灣的權貴家族》做序指出，台省大族通婚，內聚力強，它們並非組串成[一條鞭式的關係線，而是多頭交織，名符其實在結識關係網，姻親關係經過不斷重疊而強化。[16]板橋林家後人也是台灣著名民俗研究專家林衡道在其口述歷史訪談錄中提到，其祖母是前清太傅陳寶琛之妹，但是其父林熊祥又娶了陳寶琛的四女兒陳師桓為妻。[17]
以舊台灣五大家族基隆顏家為例，顏家的事業由顏雲年所開創，其弟國年擴展之。顏家依然是家規嚴謹的家父長制，三兄弟中，由於老大東年身體虛弱，故老二雲年彷彿「掌門人」，安排子姪的教育與婚姻。顏雲年過世後，顏國年繼之。在他的費心考量下，第二代的婚姻圈逐漸擴大，而基本的要件是門當戶對，顏家聯姻範圍兼及企業界和詩文界，包括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舊五大家族幾乎一網打盡，另外包括台籍貴族院議員許丙家族、屏東里港藍家藍高川、台南鹽水黃朝琴家族、台南永豐餘何家、草屯洪家、宜蘭陳家、埔里羅家、國泰蔡家等顏家姻親網幾乎遍及台灣各代各地名門望族。[18]在舊時代的台灣，這些名門仕女可能很難自主婚姻，幾乎都做為家族聯姻的棋子。[19]清末以及日據的竹塹名門鄭家的鄭肇基其女鄭蓁蓁，就在聯姻考量下嫁給也是出身新竹的偽滿洲國外交部長謝介石之子。[20]
而這種婚姻圈的封閉性以及女子無婚姻自主性，直到日據時期皆然。[桂花巷]中的惕紅與秦江海互有愛意，就算惕紅後來沒有嫁辛惠池也不一定能與秦江海結婚，惕紅父母雙亡由母舅撫養長大，她要結婚也要舅舅點頭。而古倫比亞的退役歌手與大學生談戀愛，雙方背景差太多在那種氛圍下要有結局也難。
日據時期畢業於東京帝大，通過搞等文官考試，二十幾歲就被派為宜蘭郡守引起宜蘭騷動的前經濟部次長楊基銓在其回憶錄中指出，其岳父是台南商界聞人，楊基銓本身學經歷都屬一流也是出身清水楊家中的一枝，不過其父做生意失敗，讓他覺得窮人配不上富家千金。楊基銓透過東大前輩結識其太太，以楊基銓如此好的條件，交往一段時間，還請出其東大前輩也是出身台南的台灣首位博士林茂生出面做媒才功德圓滿。[21]
四、日治時期婦運人士關於自由戀愛與自由婚之吶喊
針對男女種種不平等待遇，1920年代開始，台灣島內的進步知識份子開始提出各種改革理論，1925年發展成實際運動，各種運動團體林立，台灣第一個本土獨立婦運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是由一群彰化知識階層女性所創設，該會入會資格十分自由，不限年齡與身分，其創會消息在日據時期台灣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披露後引起包括男性得有識之士重視，台灣文化協會也予以關切扶持引起日警關切。[22]
在台灣婦女解放意識啟蒙期，其實扮演催發角色很多進步男性，不過隨著民智漸開以及女子受教育機會增多，日治中期就出現不少進步女性努力衝撞長久以來的禁錮與宰制。同情婦運的《台灣民報》有具名的文章中就出現不少女性投書，諸如出身霧峰林家的林雙隨，七歲就負笈東京的她在投稿中提到，[如能使男女受同等教育，婦女的心性智慧得以開放，再加以婚姻自主與戀愛自由則一家繁榮既可期，一國之興盛也同樣指日可待。][23]在這篇言論中，其將婚姻自主與戀愛自由列入，這兩項均是對傳統家族制度與婚姻制度之反動，在當時可說是[激進言論]。不過其夫婿京大博士出身曾任日據時期台籍最高高等官資歷的杜聰明要娶到林雙隨也下很多功夫，還出動其長官民政長官下村宏出面向其岳父説項才娶到林雙隨[24]。
1925年，《台灣民報》出現一名台灣留學廈門的女學生張麗雲的投書，文章題為<我所希望於台灣女界者>，該文被認為是台灣婦女解放運動言論史上重要的經典作之一，其中提到要採取自由婚姻等言論相當引人注意。[25][桂花巷]中的惕紅在夫死後一輩子守寡，張麗雲又於《台灣民報》次號的論壇中猛批舊禮教道德觀的守護者只許男子三妻四妾不許婦女改嫁形同[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對於只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沒有戀愛基礎的舊式婚姻，張麗雲也斥為[一手販賣婚姻] 。[26]
日據時期，這些進步女性的言論在台灣的婦運啟蒙扮演重要角色，以今日言論標準來看沒什麼，不過經過各世代婦女解放人士前仆後繼，也為台灣的男女平權發展，奠定基礎!
五、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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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仲，《小腳與辮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33。
[2] 高洪興，《纏足史》，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1。
[3] 高洪興，《纏足史》，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18、19。
[4] 高洪興，《纏足史》，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25。
[5] 高洪興，《纏足史》，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37。
[6] 江文瑜，《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台北，玉山社 ，1995，頁7。
[7]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248。
[8] 江文瑜，《阿媽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1995，頁8。
[9] 喜安幸夫，《台灣島抗日秘史》，東京，原書局 ，昭和54年，頁207。
[10]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研究》，台北，正中書局 ，1992，頁250。
[11]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研究》，台北，正中書局 ，1992，頁256。
[12]李春生，《東遊六十日隨筆》，頁36。
[13]黃榮洛，《渡台悲歌》，台北，台原出版社 ，1989，頁47。
[14]陳運棟，《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台原出版社 ，1998，頁171。
[15]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台北，聯經 ，2000，頁337。
[16]陳柔縉，《總統的親戚-台灣權貴家族》，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頁16。
[17]國史館，《林衡道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6，頁22。
[18]陳柔縉，《總統的親戚-台灣權貴家族》，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頁357。
[19]許雪姬，《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台中縣豐原，中縣文化中心，1998，頁95。
[20]陳運棟，《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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