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ˋ書名及出版資料:
<台北拓墾史研究>研究一文，作者尹章義收錄於《台灣開發史研究》。
貳要點摘錄:
一ˋ台北平原的發現
誰是台北平原的最早先住民?凱達格蘭族是現有文字紀錄本地最早的先住民
。台北平原被發現的契機是明天啟年間，荷蘭西班牙爭相想在福爾摩沙卡位，荷蘭地盤是南臺安平，西班牙先取雞籠轉進淡水，崇禎五年，西班牙一支八十多人探險隊循淡水河而上，順武勝灣發現台北平原此一新天地。西班牙佔北臺原本想要做為重新打開中日貿易以及傳教之中繼站，不過對日貿易遭逢德川幕府頒布鎖國只准荷蘭一國與日往來，中國商船到北臺又特少因此崇禎十一年撤淡水駐防兵毀城，縮減雞籠守備，最後為荷蘭趁虛而入奪取雞籠，台灣進入荷領時期。荷人取得北臺之地後著重採礦以及傳教，不熱衷拓墾，不過，不限制漢人在此發展。根據曹永和所撰[荷蘭時期台灣開發史略]所書，明崇禎十七年漢人獲荷允許開始雞籠拓墾，淡水一帶則是永曆二年。
二、鄭氏的北臺策略與拓墾傳說
之前的台北拓墾很多根據日治時期依能嘉矩得[清領以前之台北地方]一文和《台灣文化志》一書之拓墾沿革篇之列舉諸事例諸如鄭氏新莊海山所營盤便屯田以及劍潭古寺為鄭氏所建等傳說。很多出於傳說未說明出處。伊能氏曾寫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對當時之人把傳說與事實混同表示不以為然，更希望讀台灣史志的人要注意辨識，但是有學者還是常把伊能氏並不盡信的傳說改成肯定的文句。
欲了解鄭氏領臺時對雞籠淡水的看法與政策，尹章義舉《台灣外記》康熙十九年十月條的記載最有意義，他以鄭氏君臣對台北防護的對談認為，鄭氏初始對北臺雞ˋ淡一帶是採放棄政策成為流放罪犯之地，伊後因滿清對台用兵，鄭氏才被迫駐兵北臺，不過因水土不服，將士死亡過半，因此對農墾似乎也無暇他顧。
三、北臺拓墾初期的方略與業績
清領台灣後，一度對台灣棄留難定，施琅保臺政策獲康熙大帝敲定後，根據施琅的建議初期在台設總兵一員以資鎮守。不過清廷關注重點還是在南臺。開闢之初一府三縣，對於雞籠淡水一帶，時人都視之為絕地，聲稱人至即病，病則死。官員士兵被派到雞籠淡水好像要下地獄。水師春秋要更換駐地，生還者好像死裡逃生一樣。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奉派到台灣採硫，是年五月初二，郁永河穿越干答門，見到台北平原和康熙三十三年大地震所造成的台北大湖，十月上旬還閩，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認為自己真的是[蹈非人之境] ，肯定台灣府人對雞籠淡水的印象，不過郁在文中提到關於漢人得活動很少。康熙六十一年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著》、《臺海使槎錄》引《裨海紀遊》之處頗多，《裨海紀遊》少數提到的漢人[趨利賴科]卻是後來被視為台北拓展的先驅。
(二)、陳璸的北臺方略
台北平原的開拓，因為康熙四十九年台灣廈門道員陳璸的追捕海盜駐兵北臺而出現意外結果，竟吸引大批拓墾者北上。這對於之前還向上級建議[應將請墾番地，永行禁止]恐怕始料未及。雖然陳璸之後，又有阮蔡文請求撤淡水汛兵，諸羅知縣周鍾瑄也提出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不過為周鍾瑄修《諸羅縣志》的陳夢林卻認為[半線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 。陳璸後來升福建巡撫，晉見康熙其中一段關於淡水地方問答，顯示清主對淡水的關心。康熙五十五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合疏奏請設淡水營，五十七年正式核准，陳璸並推薦昔追隨其追剿海盜鄭盡心的黃曾榮為第一任[守備] ，不但沒有採行阮蔡文請求撤兵的建議，而增加兵備，陳璸任臺廈道與福建巡撫也正是台北平原進入大拓墾時期。
(三)、阮蔡文、周鍾瑄、陳夢林時期的紀錄
康熙五十四年阮蔡文自廈門調台灣北路參將，他與諸羅知縣周鍾瑄聲氣相投，和衷共濟，仲冬，由諸羅北哨至淡水沿海，見荒塚纍纍問之皆西來將士，因水土不服而捐軀因此對陳璸的淡水駐兵頗有微詞。與阮蔡文同屬撤兵派的周鍾瑄曾親履淡水也見識到北臺通事的活躍。陳夢林是眼光遠大，觀察入微的史家，素為史家推崇的《諸羅縣志》，就是其傑作，他遍遊北臺，其對台北平原的描述，散佈於《諸羅縣志》各卷。陳夢林認為擁有良港和三大平原的台北與廈門ˋ福州交通方便，短期內不難成為大都會。藍鼎元康熙六十年從兄藍廷珍統軍渡海來台平朱一貴之亂。他曾上窮淡水、下盡，藍家兄弟與陳夢林關係密切，因此很受陳夢林影響，藍鼎元所著《東征集》，常為研究北臺所稱引。其中貼番餉取得開墾權就襲自陳夢林。
(四) 、台北平原的拓墾
[開墾執照] 、[墾號合約] 、[番墾字]和其他土地權移轉文件都是研究台北平原拓展史的重要史料。今人所知關於台北平原拓墾文件，當以康熙四十八年陳賴章墾號取請得的[大佳臘墾荒告示為最早。伊能嘉矩所撰《台灣番政志》中認為該件是康熙四十七年，泉州人開墾台北平原，署理諸羅知縣宋永清所發諭示。連橫在台北平原拓墾者的傳末云，康熙四十七年，泉人陳賴章始墾大佳臘之野，為今府治近附而舊志不載，故老又不能言，惜哉。
尹章義在撰寫《新莊志》時，民國六十九年訪得乾隆初拓墾南新莊大租戶[張廣福]的後裔，發現其祖所留一批原始文件，包括合約、墾照、賣契等等百餘件文件，尹氏稱之為[張廣福]文件，最古老是康熙四十西八年一份合約 ，尹氏根據該原件釐清[所謂陳賴章是墾戶名非人名等幾點。以下是清領台北幾個著名墾號
賴科、胡詔與陳合議、胡同隆諸墾號:
陳和議是康熙五十二年由賴科、和王謨、鄭珍、朱焜侯所組成，他們請墾了海山庄、內北投、和坑仔口等三處草地。雍正二年鄧旋收購朱、王股權成為海山庄業主，不過由於無力開鑿灌溉陂圳、旱田收成有限，乃邀請同安人胡詔參與。胡詔入股時賴科已死，其弟將他股權賣二分之一給徐閩。賴科之子賴維偕叔賴伯謙來臺，決定單獨經營北投一庄 。由胡詔等七股掌理海山與坑口庄。胡詔所代表墾號稱之為[胡同隆] ，其承繼陳和議的拓墾開圳工作。不過由於開圳所費不貲，其他股東不堪賠累，陸續殺出持股給胡同隆。然而胡同隆最後也因籌資困難而將其一半股份賣給[張吳文] 墾號，十七年又將其子胡思睿的一股賣給張方大(日後的張必榮) ，賣半股給吳洛，(日後的吳際盛) ，由於不勝賠累，心力交疲，壯志未酬身先死，胡思睿將海山庄公館等業一概賣給張吳文後奉母命攜父靈柩回返原鄉。張吳文共花費九千五百六十兩取得海山庄所有權。
郁永河筆下[趨利賴科]曾是大雞籠通事，其個人活動為後代留下關於北臺開拓史動人的紀錄，其後代雖然放棄新莊平原的懇業不過後代迄今仍是北投與石牌一帶的鉅族。而胡詔開圳灌溉又繼承海山庄的拓墾對南新莊平原有無比貢獻。
胡焯猷與胡林隆墾號:
出身汀州的貢生胡焯猷是最為人稱道的拓墾者，他的第一項壯舉就是乾隆十七年興建大士觀於興直山西雲岩，興直山原本叫做八里岔山，大士觀建後，人們就習慣稱之為觀音山。胡焯猷另外一個壯舉是乾隆二十五年在新莊米市倡建關帝廟。不過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乾隆十八年捐出水田八十甲與莊園房舍水塘等創辦明志書院，開北臺文教之風。七十年後北臺才有第二間書院學海書院出現。在其拋磚引玉下，另一位拓墾功臣郭宗碬也捐了大宗產業給明志書院。由於乾隆三十年以後的淡水同知相繼謀求將明志書院遷往他們的駐在地竹塹，最後事成至光緒年間卻也發生兩地士紳爭奪書院田產主導權的官司，不過也因此留下很多關於胡焯猷開墾的紀錄。
郭宗暇與施茂墾號:
明志書院另一號大施主郭宗碬其開拓中港厝莊和七崁莊加上長道坑、滬尾、八里岔等地二百六十二甲和三十三甲五分園，這只是[施茂戶郭林莊業]一半業主郭宗碬成就。郭氏是在地墾首因此他在留在捐獻給興直堡福德祠的文件中強調[保此業係宗碬自己開墾之地] 。
林天成、林成祖、林三合墾號與何周沈墾號:
自中部起家的林秀俊號成祖卻在台北創立大資產，連橫的《台灣通史》對林成祖有所記載，而尹氏所得張廣福文件中與林成祖墾號相關者甚多，乾隆二年林天成、陳鳴琳、鄭維謙三人為興直庄配股而立合同也呈現康熙、雍正年間中台北平原拓墾的情況。
林天成在新莊平原到底開墾多少田地?根據其合夥人鄭維謙二子一侄因為缺錢賣出其父墾業股份，賣契上有[知見胞兄嵩生、崑生]名字以及資料推測，全庄墾田可能再六百甲以上。林天成與鄭氏分丈後，另成立[林成祖墾號]拓墾擺接、和溪洲等地，其日後拓墾範圍不僅是板橋平原新店安坑台北內湖都有其墾業。不過林家由於在板橋平原開圳拓墾花費太多因此逐漸放棄新莊平原興直莊的經營權賣給張廣福。以往台北平原拓墾有關林天成與林成祖是否同一人學者看法不一，尹氏也自林成祖後代乾隆三十一年林海籌找借契中發現，林天成與林成祖都是林秀俊同一家族墾號。而連橫林成祖傳有林成祖因為林爽文被牽扯被逮進京，其子海門攜鉅金進京救父的傳說，尹氏也自林海籌等所留契文指出林秀俊卒於乾隆三十五年，根本不可能牽扯多年後的林爽文事件。而林家在擺接平原開鑿埤圳對於板橋平原的水田化運動貢獻良深。《台北縣志》開闢志第九章敘述內湖之開闢多稱在乾隆初所開闢不歸何士蘭則歸諸林成祖，尹章義自[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找到林家三大房同立的[招耕贌耕合約字]寫到，三大房共承祖先林海廟、林海籌、林海文公號即林三合，自嘉慶年間開築水田一所，址在芝蘭一堡里族內湖粉寮庄山仔腳。林三合係林家新立墾號且開墾該地在嘉慶年間，非乾隆年間。而尹章義也在[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找到乾隆二十二年曹和所立之
[根盡賣田契] ，契面上有[內湖庄業主周沈圖記]朱印，顯示乾隆二十二年內湖庄已成立，該契並寫到置有又有[上手契拾紙]等字眼，顯然該契已經轉了好幾手
，所以推測內湖庄出現可能更早。
楊雲萍在《士林先哲傳記資料初輯》錄《士林溫古誌》云，何士蘭開墾坪頂庄、內雙溪和內湖庄又引[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芝蘭一堡，大直、北勢、內湖等地，係何、周、沈三姓墾於乾隆初，其後周、沈兩姓窮於支應，讓予何姓，遊何士蘭開墾。
另外，尹氏根據咸豐六年張肇三兄弟所立合約寫到，今據先人與何周沈何股開闢錫口庄，嗣後分戶張國珍。可以推定何周沈與張氏合墾今松山一帶。
楊道弘:
貢生楊道弘是雍正五年在彰化縣請墾興直莊的埔地，楊道弘在興直莊與林成祖墾戶為鄰競墾並因故互控，不過楊道弘是[遙領墾首]並不駐在當地。
劉和林家族與萬安圳:
劉和林父子是拓墾北新莊平原的拓墾者也是灌溉新莊平原的功臣。日本據臺後，山田伸吾奉命調查台北縣農村經濟，寫下《台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留下相當數量的劉家拓墾北新莊平原原始文件。劉和林是在雍正年間到達北新莊平原，他在雍正與乾隆初年報陞五十甲，乾隆二十六年其子開築埤圳，三十二年報陞水田一百九十二甲。另外，劉和林也在樹林頭庄以北至洲仔尾、關渡一帶開墾。劉氏與社番爭奪大租權互控，經淡水同知兼北路理番同知命他們[立碑定界] ，因為大租分收方式複雜乾隆五年又同立一合約說明分收方式並將全部佃人名單以及擁地面積列出，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不過劉家開萬安坡圳日後卻與海山庄業主張必榮家族槓上。
張廣惠、張廣福與永安圳:
拓墾南新莊平原，對於二重埔、三重埔和南新莊平原水田化運動貢獻最大的是海山張氏。張家是耕讀表現都很卓越的[士族] ，張家的來臺祖是張士箱，張士箱以降與其四子都是貢生。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間甚至還產生六個舉人，科第之盛，可說冠絕全臺。士族拓墾可說是台灣拓墾傳統，張家來臺先在南部拓墾，首先到新莊平原的是張方大，他因在彰化拓墾與吳洛、馬詔文等結夥北上，陸續買進當時已具規模的海山莊墾權，並交由洪克篤管理，張沛世幫辦。
乾隆二十三年馬詔文退股，吳洛分得彭厝庄、山仔腳一帶戶名叫做[吳際盛] ，張方大分得柑園、石頭溪、潭底、三角埔等地，戶名叫做[張必榮] ，仍請洪克篤管理，張沛世幫辦。張方大原本以[張廣惠]為號後來用[張必榮] ，方高則以[張廣福]為號，而代表張廣福最早到新莊者，應是張源仁。今存張廣福拓墾最早開墾文件是乾隆十八年十月擺接社番土目茅飽琬給漢業戶張廣福即張仁豐的懇承荒埔字。張家擁有興直、海山兩莊，乾隆二十四年大水造成田損失二百多甲，男女慘亡數十人，造成重創，災後石頭溪水改道，乾隆二十六年劉和林家族竟率眾數百就此溪頭壅水築陂引流水為大埤潭，此舉引起受害的張家不滿，屢次告官不理，張家的新科舉人張源仁為此不得不親自出面向官廳施壓，為了反制也與土番合作開鑿[海山大圳]又由通事瑪佬具名開鑿新莊草店尾以北至二重埔的水圳，最後乾隆三十年雙方才講和，劉家答應照付淡水同知夏瑚所裁的六百石，大家各灌其業。海山大圳至三重埔於乾隆三十七年鑿妥，永安圳才算全部完工。
金順興、金合興與大坪林圳、青潭大圳:
山田伸吾明治三十一年訪得乾隆三十八年大坪林圳五莊合約，約中記述大坪林圳與青潭大圳開築經過甚詳。郭錫瑠所代表的金順興原擇清潭坑口今新店市青潭斗門頭為入水口，鑿陂開圳，乾隆五年屢次興工，由於[地險番猛]損失頗鉅，遂擱置多年。乾隆十七年再行開鑿均未成功。大坪林等地五莊拓墾者在蕭妙興領導下合組[金合興號]鑿圳，鑿圳時，草創寮地稱[合興寮] ，圳成後稱[合興館] ，稱為金合興號之公館。金合興號以大坪林地界，聽流開鑿圳路以及獅山邊大潭[設立陂地，付流防築]為交換條件。自青潭坑口迄新店市舊市區光明街之首汴一段，圳路所經必須鑿石穿山，工程艱鉅並且得防範山番[埋伏截殺]至乾隆二十五年石堤、石腔工作始克完成。二十五年後之後，繼續大坪林平原上公圳與私圳的開鑿工作。大坪林圳灌溉五莊，共有水分四百六十甲，於乾隆三十八年完工。尹氏以乾隆三十八年大坪林圳五莊合約，舉證民國六十九年出版的[瑠公創業二百四十年專刊中的留公沿革中很多錯誤，諸如混兩圳於一等。此約除了大坪林拓墾與大坪林圳開墾始末敘述甚詳，對於大坪林圳金合興號與郭錫瑠金順興號的瓜葛也交代很清楚。
小墾號與拓墾者的零星紀錄:
台北平原除了上述幾個大墾號外尚有一些小墾號以及零星拓墾者分布其中。而這些墾戶的活動也可透過留存迄今的懇單、契約等文件得知其活動紀錄。
番耕、番墾與番仔圳:
平埔族人少地大因此得以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前來，番人做收大租。由於清廷政策上是力行[護番保產政策]因此終清之世，社番始終保有其土地所有權。在這種生存條件下，基本上漢番相處算是相當融洽。反倒是漢人間分類械鬥不斷，難怪，道光年間接任台灣道的徐宗幹說，[番地能為後患者，在漢不在番]。
結論:
西元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進駐北臺與荷蘭人抗衡後便展開台北平原拓墾史序幕。西、荷兩國對北臺態度是志在貿易、掏金與傳教，鄭氏王朝也將北臺視為極荒之地。清領後郁永河的採硫行動，透過傳播於是使得台北平原成為冒險家另一個拓墾新樂園。康熙末年陳璸為剿海盜在此駐軍意外成為拓墾者的保護者開啟了臺北平原大開墾時代來臨。吸引包括陳賴章、陳國起、戴天樞、陳和議、胡同隆、胡林隆、施茂、林天成、鄧旋其、胡詔、鄭維謙、何周沉、李餘周、劉和林、楊道弘、李成、金順興、金合興、張吳文等以及其他小墾號]在此地大展鴻圖。
本文舉證拓墾者幾乎都是挾資、合夥而來的健者、佃墾者等獨資反而很少。至於拓墾者的出身，無論清代地方官或日本統治者總愛宣揚台灣移民背景[貧苦] 、[不安分守法]等，根據本文舉證資料顯示很多都是有功名的士紳家族等。
參、重要發現
是否是富不過三代亦或是族大分散實力。本文顯示很多家族拓墾後實力相當驚人何以到清末或日治時間不見這些家族，反而板橋林家等後來居上。
優缺點
尹章義本文引經據典以所見清領時期古文契約等作為佐證指證很多台灣史上傳說以及軼史的錯誤，對於後學者是大貢獻，也引領對所謂渡台新墾區民眾都屬下階層有不同視野的解讀，彼時本文一出，對後來台灣史的考證很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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